问：你效忠谁？

钱学森：我效忠中国人民。

问：在本国和红色中国发生冲突时，你是否会为了美国而与红色中国作战？

问：你现在不能回答还是不愿回答这个问题？

钱学森：我现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，我的回答如下：我已说过我必然效忠中国人民，对此是毫无疑问的。

问：但是你将先做决定？你将决定它是否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？

钱学森：是的，我将做这样的决定。

问：你不会允许美国政府为你做决定？

钱学森：不，绝不会。

两院院士、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宋健在《民族英雄钱学森》（刊于《光明日报》2015年11月27日10版）一文中写道：

1963年6月一天晚上，他一个人到二分院找我谈话。面对面交谈，这是第一次。我时任防空导弹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，首先向他汇报了“红旗一号”仿制和自行设计的“红旗二号”进展。他说，防空导弹的关键是控制，要与目标相撞，而战略导弹的关键是火箭发动机和制导，落点靠近就行，我们都应该切实掌握这些技术。

他认为，控制论和系统工程对现代化建设也十分重要，不仅对导弹是核心技术，在工业、农业、军事、科技各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。控制论、信息论、运筹学、线性规划、统计学等都是系统工程的理论基础，系统工程的应用范围更广，在经济建设、生产计划、社会管理等大尺度问题上都很有用处。我国这方面研究工作刚起步。五院已设立了军事运筹学“作战研究处”，中科院力学所设立了运筹学研究室，由许国志同志主持（许国志，1919-2001，工程院院士）。华罗庚主张数学所也要成立控制论研究室，由关肇直（1919—1982，中科院院士）主持，请你去协助。

他继续说，《工程控制论》一书是十年前他在美国受难时写的，50年代苏联、美国、欧洲都有新的发展。各高校把它当成参考书，内容已经不够了，请你对该书做一些补充修订，以适应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。我报告说，苏哲学家曾批判维纳的《控制论》是机械唯物论，对辩证唯物论的反动。《工程控制论》英文版出现后（1954），苏联马上译出（1956），主编正是我的导师A·费德鲍姆（A.A.Feldbaum，1913—1969）。费德鲍姆高度评价此书的时代意义，为控制论平了反，使其成为“研究信息和控制一般规律的新学科”，为世界科技界普遍接受。

钱学森若有所思地说，那是美国最黑暗的年代，麦卡锡反动派盛行，迫害科技界。接着，他简要讲述了当时的处境。1950年7月联邦调查局吊销了他参加国防科研的“安全许可”。他买好了机票，决心回新中国。美国一方面驱逐他出境，又禁止他回国。9月7日被拘捕了15天后，由加州理工学院校方和同事保释回校。从此他转向与军事无关的控制论研究，为学生开过新课。

他说，“当时并没有想到建立新学科，而是为避开美国特务的追踪和迫害。那时我还年轻，虽然痛苦，精力还很充沛，我不能消沉。我必须积累知识，随时准备返回祖国，为建设新中国尽力”。他又说，“你们这一代还算好，没有遇到像美国那样凶恶的特务。五年的苦难，我终生难忘。”“只要美国政府不给平反，我此生此世决不再踏上美国的领土。”

按钱学森的性格和工作负担，他很少与下级聊天。他心情沉重的破例自述使我万分感动，印象极深。在困境中傲视霜雪，与命运抗争，在苦难中不虚度时光，忍辱物外，钱学森自谑为“杭铁头”的风骨，成就了中国的航天事业，积铸了他光辉的一生。

《钱学森故事》的作者刘莹在谈到青少年该从钱学森的成才故事中学习什么时，这样回答道——

问：钱学森精神的精髓是什么？

答：钱学森精神的精髓，第一位是他的爱国精神。

　　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座谈会上，钱老回忆了自己1934年从国立交通大学毕业后，从铁道机械工程专业转向航空工程专业，走上“航空救国”道路的过程。他说，我们学习的目的，是为了建设祖国，振兴中华。我们这些在上海读书的青年，都曾看见黄浦江畔外滩公园门口挂着一块“华人与狗，不得入内”的牌子！每每想到这些，就使我们热血沸腾，下决心要学习救国的本领。有了这个学习的动力，就什么困难也不怕，真是死都不怕。

　　正如钱学森所形容的，一个人树立了远大的志向，连死都不怕。青少年学习钱老，要学习他发自内心的爱国精神，从小树立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人生观，把中国梦与个人梦相结合，多问问自己“为什么目的而学习”？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，而是要像钱老那样为了对民族、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，如果全体青少年都心怀报国之志，那我们的中国梦一定指日可待。

问：刻苦学习的人很多，为何钱学森能够出类拔萃？

答：无论是在求学还是在做研究的过程中，钱学森从不迷信权威，而是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，不畏前人，不畏艰险，勇于探索，追求真理。

　　1937年秋天的一个上午，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会议室按照规定召开例行的学术讨论会，钱学森一改往日温和谦让的性格，与一位老者针锋相对，争吵得面红耳赤。会后，卡门教授告诉钱学森跟他争论的老者竟是力学大权威冯·米塞斯！

　　十几年后，钱学森回到祖国，在他领导的科研领域始终倡导民主创新的精神，他鼓励支持帮助无数年轻学术晚辈，并成为他们强有力的“大后台”。

　　青少年正处于人生想象力最丰富的阶段，不仅要尊重知识、尊重老师，更要尊重真理、尊重科学，勇于思考前人未曾思考的问题，解答前人难以解答的疑问，探索未知的世界。只有勇于突破，勇于创新，人类文明才能发展，世界才能进步。

　问：“钱学森之问”震撼了所有中国人，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？

    答：钱老一直认为，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。他曾说，如今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，投了不少钱搞“创新工程”“创新计划”等，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。

　　钱老回忆，他是20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，后来转到加州理工学院，学校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创新，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，让他大开眼界。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，民主而又活跃。有一次，数学系的一位老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一个海报，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，欢迎大家去听讲。钱学森的老师冯·卡门一看，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，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，也欢迎大家去听。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。

　　钱老说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？大家见面都客客气气，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。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？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。我回国这么多年，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，都是别人说过的才说，没说过的就不敢说，这不是科学精神，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。

　　钱老的希望，正是我们的社会和教育应该努力的方向。